乔治斯·帕帕尼科劳（Geórgios Nikoláou Papanikoláou）是一位希腊病理医生，现今以 Georges Nicholas Papanico-laou 的名字而闻名。他是细胞病理学和早期癌症检测的先驱，也是“巴氏涂片”的发明者。
1995 年至 2001 年间，他的肖像出现在希腊 10000元面值德拉克马钞票的正面，直到被欧元取代。
面值10000德拉克马（乔治斯·帕帕尼科劳肖像）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乔治斯·帕帕尼科劳的故事，正是这位病理医生的伟大成就，帮助挽救了数千万女性的生命。
1898 年，年仅 15 岁的帕帕尼科劳成功考入雅典国立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在军队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科助理医生。1904年，他回到家乡希腊，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在家乡的乡下照顾麻风病人。帕帕尼科劳还利用人生的这段时间研究哲学和生物学。但是，他发现科学研究更让他着迷。意识到这一点，他的父亲决定将他送到德国继续深造，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帕帕尼科劳决定将研究和生物学作为他的人生目标，并于1910年获动物学博士学位。
1843 年，伦敦大学学院医院的教授兼医生 Walter Hayle Walshe（1812-1892 年）在一本关于肺部疾病的书中首次指出，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恶性细胞这一事实，对帕帕尼科劳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启迪。
1910 年，帕帕尼科劳回到希腊后，与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开放的安德洛马切·马夫罗耶尼（玛丽）结婚。1913年，他和他的妻子来到美国纽约。这对夫妇最初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帕帕尼科劳靠卖地毯为生，并在餐馆拉小提琴，而玛丽靠缝纽扣每周赚 5 美元，但他很快就克服了困难。1914 年 10 月，他终于在纽约大学病理学系和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解剖系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在那里工作了 47 年，而他的妻子随后在康奈尔大学担任技术员，有时还担任被研究的对象。虽然帕帕尼科劳的研究成果最后被应用在人类上，但他最初的研究始于豚鼠。1920年，时年37岁的帕帕尼科劳开始专注于人类生殖系统的细胞病理学。当他能够通过简单地观察涂在显微镜载玻片上的拭子来辨别正常和恶性子宫颈细胞的差异时，他感到非常激动。1923 年，帕帕尼科劳向难以置信的医生听众们讲述了可以从阴道内壁收集细胞碎片并将其涂抹在载玻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查的非侵入性技术，以作为一种识别宫颈癌的方法。时隔5年，在 1928 年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的一次医学会议上，帕帕尼科劳介绍了他的低成本、易于操作的早期癌前病变和癌细胞筛查试验，但又遭到了科学界的怀疑和抵制。
由于在先前的雌性豚鼠研究中，帕帕尼科劳已经注意到细胞变化，并想证实人类雌性中的这种现象。碰巧帕帕尼科劳的一位人类受试者患有子宫颈癌。他的第一个临床试验证明了涂片细胞学检查的诊断价值。这项工作奠定了他能够在早期诊断宫颈癌方法的基石，但他的成就却饱受美国医学界的质疑。帕帕尼科劳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坚信不疑，并继续他的研究。他最终证明了可以在子宫颈取出的正常和异常细胞涂片中观察到病变并正确分类。随后，他与妇科病理学家 Herbert Traut 博士合作，最终在 1943 年出版了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阴道细胞学涂片诊断子宫颈癌》。
1978 年，美国邮政局向帕帕尼科劳颁发了 13 美分的纪念邮票
“第一次在子宫颈涂片中观察到癌细胞，是我在整个科学生涯中经历过的最大的刺激。”——乔治斯·帕帕尼科劳在帕帕尼科劳成名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和其他科学家纷纷前往康奈尔大学实验室向他求学，学习他的检查技术。他从不休假，每周工作 7 天，并快乐地沉浸于他的研究奇迹中。他的这个方法，现在被称为巴氏涂片检查，成为筛查子宫颈癌的标准。帕帕尼科劳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却两次被提名。1951 年，帕帕尼科劳成为当时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名誉教授，现今有两个实验室以他的名字命名。1954 年，他发表了《脱落细胞学图谱》，这是一篇包含正常和异常细胞学的全面信息的论文，不仅包括女性生殖系统，而且还涉及其他器官系统。帕帕尼科劳总共撰写了四本书和一百多篇文章。他获得了无数奖项，包括美国、意大利和希腊大学的荣誉学位。科学界以美国医学院协会的博登奖（1940 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艾默里奖（1947 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颁发的著名的阿尔伯特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1950 年）和美国癌症协会颁发的荣誉勋章（1952 年）。此外，他还被授予雅典妇产科协会和纽约科学院的荣誉会员资格。Vilos对帕帕尼科劳的一生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的巨大贡献证明了癌症是可以战胜的……巴氏筛查试验仍将是对抗这种疾病的最有力武器之一。我们这些视他为指路明灯的人，永远欠他一份感谢，那些在巴氏涂片检查中得到帮助的女性，欠他一条命。”
参考文献：
Vilos GA. The history of the Papanicolaou smear and the odyssey of George and Andromache Papanicolaou. Obstet Gynecol. 1998;91:479–83.
